(普洱日报记者  郭春祥  摄)

从普洱(今宁洱)再往南无公路，汽车已无法通行，全要靠步行，要走茶马古道，和马帮结伴而行，否则会有迷路失踪、遭猛兽攻击、被残匪打劫的危险。因此，我们在行署的临时招待所住了数日，只为等一队去佛海的马帮到来。

几天后，终于来了一队由120匹马组成的大马帮，主要驮运景洪、佛海、勐腊架设电话线用的器材，还有“马锅头”(赶马人)沿途赶摆做生意的日用杂货。由于边疆对敌斗争复杂，境外敌人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要及时向省里和中央报告，先把各县的电话线架起来，成了当时建设和保卫边疆的紧迫任务，而架设电话的器材除了木电杆外，其他物资(包括涂电杆的沥青)都要从昆明运来，因此才组织了如此庞大的马帮来驮运，还派了12名武装人员全程护送。

行署领导要我们跟随马帮一同前往佛海。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马帮浩浩荡荡上路了。我们开始了一次在春天跟随马帮去遥远边疆的茶马古道之旅。

在马锅头敲响的铓锣声中，马帮先是走山路，山路虽蜿蜒曲折，路面凹凸不平，但路面较宽，两边的马帮相遇时，驮马可对错而过。旱季路面干燥，走起来不觉苦，我们甚至还边走边唱歌，忘掉了这千里之行才开始启程。

随后，马帮下山坡，进入山箐。路消失了，所谓的路，就是沿箐底流淌的一条小河。这河弯弯曲曲的，旱季河水虽浅，但也有较深的水潭，尤其河底乱石纵横，水草密布，很容易使人绊脚跌倒。为了绕开难走的河段，马帮一会走河岸，一会走河里。不时有驮马负重失蹄趴下，又奋力挣扎着起来继续前进。

我们跟着马帮艰难跋涉，尤其木兰从未走过如此难走的河道。她迎着被马帮踩踏泛起的浑浊泥沙水，高一脚低一脚地、摇摇晃晃地、一步一步移动着脚步，顽强地走完了那段艰苦的“茶马河道”。

到天黑，我们才赶到马帮歇宿的那柯里马店。那柯里其实是由多家马店组成的村落，马店的房屋是瓦房，村中有石板路穿过。店主为我们煮了一锅苦菜汤(青菜)，还有带壳的青蚕豆、小河鱼煮酸菜和山地旱谷红米饭。这是我们头一次吃到云南山区农家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饭后，店主提来一桶热水，叫我们烫烫脚。木兰脱下又湿又重的鞋袜，露出了满是血泡的双脚，她强忍着，没叫一声痛。店主拿来一根刺和药，帮木兰把水泡挑破，挤出血水，撒上一种草药粉末，还给了下次用的药，说是祖传秘药、专为驮马和赶马人治外伤用的。店主的热情关怀，使我们感到马店就是马帮温暖的家。

翌日，马帮要到思茅。马帮走出马店后就一直爬山。雾很大。爬上山顶回首眺望，那柯里村沉浸在雾海之底，山峰像小岛浮悬在雾海之上，一切都变得模糊、迷茫、神奇，仿佛成了神话世界中的仙境。

这一路段上有很长的石板路，石板上留下许多驮马蹄痕，是我们走过的最经典的茶马古道。

下山时，我们放开脚步冲下去，进入了群山环抱的思茅坝子。思茅城(普洱市)就坐落在坝子的中央。

现在的普洱市，街道整洁，绿树成荫，店铺栉比，新楼矗立，展现出中国茶城新风貌。谁能想象得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瘟瘴阴影”笼罩下的衰败景象?

据史料记述，思茅曾是一个农业和手工业较发达、商业繁荣，并设有海关进出口物资的边关重镇。马帮从佛海、易武、倚邦、攸乐、勐腊等茶区运来晒青散茶，在思茅加工成各种紧压茶，再运往各地销售。每到冬春干季，马帮云集思茅，形成极盛一时的茶马经济。鼎盛时，曾有加工茶叶的作坊式茶号20多家，经海关出的普洱茶曾多达15000多担。与思茅城邻近的普洱城，是普洱茶的集散中心。

可是，从1919年至1948年，思茅“瘟瘴”猖獗，先是鼠疫，继而是疟疾流行，使城区居民由原来的数万余人减为不足2000人，茶业和其他产业全部歇业，田地无人耕种……思茅城变成了因“瘟瘴”而令人生畏的衰败之城。我们来到思茅城时(1953年春)，仍可看到歪歪倒倒的断瓦残壁、空无一人的民房，街上行人稀少，只有城中心的大榕树下有几处卖杂货的地摊和店铺，买东西的人却寥寥无几。当时瘟疫猖獗虽已成为历史，但民众中仍流传着“要下思茅坝、先把老婆嫁”的顺口溜谚语，对“瘴气”还心怀恐惧。

马锅头们对瘴气更是谈虎色变。因此，马帮不敢在靠近城子的地方歇息，而是小心翼翼牵马绕道到距城较远的荒田里“开凉”(露宿)。

空旷的田野里，停放着一架飞机的残骸，那晚我们就选在飞机的机翼下开凉。夜里躺在机翼下，仰望繁星闪烁的天空，对比思茅昔日的繁荣和疟疾破坏后的凄凉景象，我们意识到来边疆工作会非常艰苦，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需要献出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也许还会被“瘴魔”夺去宝贵的生命，这些问题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弄得我彻夜未眠。(本文摘自《我们亲历的云南茶》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