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普洱历史简明读本》第一章

一、近代思普区的革命斗争

思普区居住着哈尼、彝、傣、拉祜、佤、布朗、回、瑶、基诺、傈僳、苗、壮、汉等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思普各族人民世代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开发了土地、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培育了普洱茶等人类文明成果，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边疆民族文化，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是，与全国全省相比，由于受历史发展、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近代思普区信息闭塞，科学文化知识传播滞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社会形态上，封建地主制、封建领主制及原始社会末期(不完整的奴隶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同时存在;经济形态上，以封建地主制经济和以封建领主制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在中心城镇和矿产开发区有少量小规模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战略地位上，属于祖国西南重要门户，长期被帝国主义列强所觊觎。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帝国主义侵占了与思普区相连的缅甸、越南等国，思普边境线一带也遭受了英、法、日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者为达到长期统治压迫各民族人民的目的，其狡猾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帝国主义分子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隔阂，破坏民族团结;对边疆各族人民实施奴化教育，传播崇洋媚外思想;打探情报，挑拨、煽动少数民族教民分裂叛国。思普区内的反动统治者形成了帮派武装林立、封建割据的错综复杂局面，以各自的力量和势力范围加强对滇南、思普区的控制。为了抵御外来侵略者和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和自立自强，思普区各族人民纷纷奋起抗争。

1796年，景谷牛肩山一带的拉祜族人民为反抗清政府的苛捐杂税，在首领杨扎那率领下举行起义。

1853年，镇沅县哈尼族农民田政在镇沅率领少数民族群众起义，坚持反清斗争长达十余年之久。

1890年，孟连各族人民将英帝国主义侵略军赶出境外。

1895年，法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法续议界务专条附章》，思普沿边各族人民奋起护国维权。

19世纪末，以吕志伊、段雄、黄毓成、庾恩旸等为代表的思普籍进步人士加入同盟会，宣传、实践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

1918年，澜沧拉祜族人士李龙、李虎发动农民起义。

1934年，佤山十七王地佤族同胞联合各族人民抗击侵占班洪矿区英军。

1943年，佤山17个部落首领或代表签订了《大中华民国云南省接缅边区佧佤山十七头目联防协会立盟书》，严正声明祖国的神圣领土不可侵犯，表明英、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可得逞的决心。

1944年，日军侵入缅甸并进犯思普区边境的佤山地区。中共党员领导各民族各阶层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将侵略者驱逐出境。

思普区各族人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进行的顽强抗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严正教训了帝国主义侵略者，让处于深重灾难之中的思普各族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曙光。

二 、中共党员在思普区的早期革命活动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后，思普区一批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爱国青年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的理想，从相对落后封闭的边疆走向全国，到北京、上海、昆明等地寻求革命真理，投身革命活动。他们有的在学习工作的地方参加革命斗争，有的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云南省中共早期地下党员陈祖武、杨正元、张清宇、张南屏等先后受地下党派遣回到思普区，分别到宁洱、镇沅、墨江等地开辟革命工作。他们通过传阅进步书刊、成立社团组织、编演文艺节目等活动，向广大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爱国、民主、科学精神，宣传全国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使封建专制制度一统思普天下的沉闷氛围和思普人民多年受禁锢的思想受到了冲击，思普人民开始接受民主、科学的观念，逐步振奋起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

1921年，邹荣光、杨正元、熊文和、陈家麟等一批进步学生在五四反帝反封建进步思想的引领下，在位于宁洱、全省七所师范学校之一的云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普洱四师)组织成立了学生读书会，通过传入思普区的一些革命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湘江评论》《觉悟》及《新潮》《共产主义ABC》等宣传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新文化思想。普洱四师成为当时思普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主要营地。

1925年，帝国主义在中国国土上屠杀中国同胞的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普洱四师很快成立了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师生联合会，通过上街示威游行、演讲、散发传单、编演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节目、募捐等活动，声援上海工人的爱国反帝斗争。在师生们的声援运动激励感召下，宁洱社会各阶层代表商议成立了宁洱各界支援沪、港工人罢工反帝后援会，在宁洱城大街上到处张贴“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等标语，动员各界人士募捐支持上海的反帝爱国斗争。连续三天罢市、罢工参与声援活动，并在开市后禁售英、日货物。

1926年暑假期间，在昆明读书的思茅籍进步学生陈祖武受云南省进步组织青年努力会安排回到宁洱，秘密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翻身做主人的革命道理，鼓励青年朋友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陈祖武到普洱四师做演讲，宣传国际、国内革命形势和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领土上犯下的种种丑恶罪行，激发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并以几个同乡会为基础，组织熊文和等在校进步青年在普洱四师成立了思普青年努力社，筹措经费在校内办起了图书阅览室。青年努力社成员引导青年阅读《唯物史观》《共产党宣言》和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的著作以及《新青年》《新潮》《东方》等进步刊物，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种现实问题，广泛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开展各种进步活动。

1926年年底，已是中共党员的陈祖武受党组织派遣，再次回到宁洱开展革命活动，发展了本地小学教师邹荣光、皮匠仲丕烈、染布工人袁发耕等数名本地共产党员。1928年1月，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云南反动当局对共产党员实施大逮捕，被选为国民党(左派)昆明市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时任市党部宣传部部长、市党部中共党团书记、昆明市总工会秘书长的陈祖武不幸被捕，并于3月30日在昆明从容就义。陈祖武是第一个英勇牺牲的思普籍共产党员，牺牲时年仅20岁。

三、思普地方党组织的建立

从1927年到1931年4月，中共中央多次对开辟党在思普区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在思普区开展革命活动，并对在思普区宣传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工人运动及武装暴动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中共云南临时省委(以下简称省临委)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对思普区的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先后派杨正元、张南屏、徐克娴、张清宇等党员到思普区开辟革命工作。这一时期，思普区先后建立过中共普洱区委、中共宁洱特别支部、中共镇沅支部、中共墨江特别支部、中共墨江支部和中共宁洱县委等地方党组织。

1927年9月，省临委批准成立中共普洱区委，负责宁洱、镇沅的工作，任命杨正元为普洱区委书记。12月，已当选为省临委委员的杨正元在宁洱、景谷、墨江、六顺(今属思茅区)、镇沅等地，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员，着手创建党组织。他与墨江地下党员熊文和、陈家麟和宁洱地下党员邹荣光、仲丕烈、袁发耕等秘密联系，通报党内外情况和省内外斗争形势，共商决定思普区地下党的工作以宁洱、墨江为重点，学校以普洱四师青年努力社成员为骨干，发展党团组织，吸收进步学生入党入团;城镇以小学教师、小生产者(工人和学徒)、贫民为工作对象，发展党团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农村做好雇农、少数民族的工作，组织穷人互济会，发展会员，使其成为党的外围组织，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时机成熟后，即遵循中央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进行武装暴动。

1928年年初，省临委批准成立中共宁洱县特别支部(以下简称宁洱特支)，杨正元任书记，张南屏任副书记，同时组建了宁洱共产主义青年团。按照省临委决定，宁洱特支以宁洱、墨江为重点开展工作。在普洱四师，党组织通过青年努力社和各地同乡会向师生传播进步刊物，秘密组织青年们阅读、讨论革命书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拯救中国的各项革命主张，党团员在其中进行启发和个别引导;在勐先、德化、大芦山及宁洱城郊的农民群众中，宁洱特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宣传发动群众，秘密组织农村青年读书会和互济会，吸收进步青年加入读书会，动员穷苦农民加入互济会，接受革命教育。党组织将在群众中涌现出来的进步分子经个别培养教育后发展成为党员、团员。至1929年6月，思普区党员发展到35名，团员数十名，以宁洱为中心的革命活动很快向周边区县延伸、发展。

1928年2月，按照省临委扩大会议有计划地将党团员转移到农村、厂矿开展工作的决定，省临委通知中共党员张清宇、徐克娴、张增智、杨静珊、张秋雁及共青团员罗月辉、罗家骏、张守忠等从昆明转移到镇沅。他们几经辗转在镇沅会合后，即按照省临委的指示成立了镇沅支部，隶属省临委领导，张清宇任支部书记。支部以兴办教育为掩护，在镇沅广泛开展社会调查，进行革命活动。在学校，他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思想，宣讲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启发学生觉悟。同时，他们还向社会广泛宣传新文化和新习俗，反对妇女裹小脚，反对包办婚姻和一夫多妻制，主张妇女留短发、放脚和婚姻自主，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道理;鼓励青年求学上进，说服家长资助子女赴昆明深造。在他们的努力下，镇沅县城的教育事业逐渐发展，社会风气有了改观，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赴昆明求学的青年逐年增加。支部撤离后，许多青年学生仍继续到昆明求学，有的上了大学，有的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还利用办教育和参加当地传统节庆活动的机会，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对镇沅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社会各阶层情况进行认真调查研究，撰写调研材料上报省临委。1929年春，由于生病和与省临委联系不上等原因，支部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让杨静珊、徐克娴、张增智等人各自回家治病并寻找和联系上级党组织，张清宇留在镇沅坚持工作，镇沅支部即不复存在。

1928年2月，受上级党组织指派到墨江开展工作的墨江籍共产党员卫秉礼，与进步知识分子熊文和、陈家麟等在墨江组织了进步社会团体学术研究会，以研究新知识、促进新思想为宗旨，组织进步知识分子秘密阅读《新青年》《哲学大纲》等进步书刊。卫秉礼和熊文和集资在县城开设了书店，暗中销售、借阅《社会进化史》《共产党宣言》《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工农读本》等革命书籍，书店成为秘密宣传革命思想和进步文化的据点。卫秉礼先后介绍熊文和、陈家麟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年底，中共墨江特别支部成立，隶属省临委领导，为全省17个特别支部之一。支部成立后又发展了秦树声、孙德齐等一批党员，并于1929年年初改称为中共墨江支部，熊文和任支部书记。

1929年12月，根据中央对省临委的指示，撤销普洱区委和宁洱特支，成立中共宁洱县委，为中共云南党组织下属的9个县委之一，负责领导宁洱及周围地区的革命工作，杨正元任县委书记。

四、组织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

从1927年年底到1934年，中共思普区地方组织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云南省特委扩大会议决议，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这一时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宁洱、墨江积极进行了武装起义准备，共产党员罗有祯等领导发动了震惊全省的勐先农民起义。

1929年7月，宁洱特支书记杨正元在宁洱德化区曼连乡龙洞党团员骨干会议上提出宁洱特支的工作重点是发展互济会会员，壮大穷人互济会组织，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创造条件。通过党团员们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到1931年年初，宁洱全县互济会成员已发展至近千人，成为半公开化的社会群众团体。党组织将一些在青年读书会和互济会中有觉悟的积极分子陆续吸收充实到党的队伍中来。

1931年1月，在昆明遭到当局通缉的共产党员李晓村和魏嘉柏转移到思普区，向墨江支部和宁洱县委通报了国民党云南省政府“清共”情况及组织遭受的损失、省临委领导人被捕牺牲等情况。宁洱县委书记杨正元召集邹荣光、李晓村、魏嘉柏等党员分析全省和思普区面临的形势后认为，虽然当前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反动派气焰嚣张，白色恐怖日益加剧，但我们决不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经过三年多的深入工作，党在宁洱领导的革命组织已有很大发展，把已有上千名会员的穷人互济会武装起来，将是一支不可估量的革命力量;宁洱虽然是第二殖边督办公署所在地，但其主要武装力量——两个殖边营分别驻防墨江和思茅，宁洱只有团防大队等地方武装;墨江地下党正准备发动武装起义，若两地能同时行动，将使敌人顾此失彼，难以应付。主张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动员群众，准备武器弹药，寻找时机发动武装斗争。党员们分头行动，秘密串连穷人互济会会员，动员农运积极分子、开明士绅和民间武装准备起义。

宁洱地下党的活动引起了当地国民党政府的注意。4月19日，国民党宁洱县政府接到宁洱地下党准备举行武装起义的密告，派出团防中队于4月20日凌晨包围了杨正元的住宅，杨正元在发现情况迅速向屋后转移的过程中不幸中弹受伤被捕。杨正元被捕后，敌人将他押至宁洱县城，国民党政府县长百般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企图迫使杨正元变节投降。杨正元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因伤势严重恶化，失血过多，加之被残酷刑讯逼供，4月30日，年仅29岁的杨正元不幸牺牲于狱中。

杨正元是在为思普人民的解放而斗争中在思普区牺牲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杨正元虽然牺牲了，但他的忘我奋斗精神和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为思普革命树立了一面旗帜。

杨正元牺牲后，宁洱党组织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被迫转移或隐蔽，地下党有组织的活动暂时停止，宁洱武装起义最终未能实现。

1930年春，中共墨江支部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加速创建农村革命据点，秘密组织吸收农民、城镇手工业者及商店店员，组建了30多个农协会和穷人相帮会，拥有会员2000多名。

1930年冬，中共迤南特别区委委员李国定到墨江了解思普区情况，为上级研究加强对思普区的领导提供信息，并决定在墨江开办训练班，培训革命骨干。

1931年春，在墨江城郊外埔左墩头村秘密举办的中共墨江支部农民运动骨干训练班，由李国定指导并担任授课主讲。参加训练班的党团员和农协会、相帮会主要骨干白天隐蔽，晚上学习。培训期间，李国定起草了《告穷人书》，宣传党的主张和土地革命纲领、政策，号召穷人联合起来，清算压在人民头上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为穷人的利益而斗争，并把《告穷人书》油印后秘密散发到农村贫苦农民和会员中相互传阅和转告。《告穷人书》所讲的革命道理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响，他们纷纷要求加入农协会或穷人相帮会，为继续壮大农运群众组织起到了积极的宣传鼓舞作用。培训期间，李国定还对中共墨江支部立即组织农民武装起义的计划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虽然骨干训练班为开展农民运动培养了一批中坚力量，但武装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建议党组织再继续创造条件，待时机成熟后再举行起义。

农协会和穷人相帮会每10人编为一组,定期或不定期、半公开或秘密地分组进行学习、集会，清算、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分给农协会员，取消穷苦人欠土豪劣绅的债务，农民群众纷纷入会。1931年年底，穷人相帮会和农协会会员人数壮大到近3000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团体，武装起义有了比较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1931年8月7日，在埔左墩头村秘密召开的党小组长和农协会骨干会议上，墨江党支部分析了全县农民运动发展情况，认为全县革命高潮已初步形成，武装起义的初步条件已具备，决定于12月23日举行农民武装起义，攻打墨江县城。起义准备工作中，党员们分头落实起义人员，制作有镰刀斧头标志的旗子，打制有镰刀斧头标志的梭镖、长刀，购买、收集枪支弹药。由于对敌斗争经验不足，保密观念不强，在党支部派人做争取殖边营工作过程中，武装起义的消息不慎泄漏，国民党墨江县县长以抗日救国为名，于11月22日晚诱捕了墨江党支部负责人熊文和、陈家麟、秦树声、孙德齐4人，次日又逮捕了曾福光、马盛林等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熊文和等革命志士在狱中坚贞不屈，痛斥敌人。1932年1月20日，熊文和、陈家麟、秦树声、曾福光被大批军警荷枪实弹押往墨江北门外大坟头枪杀。他们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向沿街民众揭露蒋介石制造反革命政变，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同志的罪行，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他们高唱《国际歌》，在“共产党万岁”的高呼声中壮烈牺牲。第二天，墨江县国民党当局又暗杀了共产党员孙德齐。

熊文和等人被捕牺牲，墨江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武装起义计划被扼杀，党支部被迫解散，党的活动受到了很大影响。

1931年，由于中共云南省委遭到破坏，在昆明工作的宁洱籍共产党员罗有祯与组织失去联系后，从昆明徒步到四川成都寻找党组织。未能找到党组织的罗有祯回到昆明，其行踪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国民党当局以共产党嫌疑犯罪名将他逮捕入狱。在狱中，他经受住了酷刑审讯，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1932年秋，经家里找人保释出狱后的罗有祯回到宁洱。由于当时中共宁洱县委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党的组织活动已暂停，党组织联系不上，罗有祯和与之同行的一名党员以教书和种牛痘作掩护，在勐先、普义、同心、黎明等地宣传革命思想，启发群众觉悟，联络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团员和互济会会员，开展革命活动。

1933年年初，罗有祯到江城县城小学任教，在学校广交朋友，谈论国事、抨击时局、探讨革命道理，鼓励进步青年和教师团结起来推翻反动政府统治。罗有祯还经常到当地农村串连，宣传发动九如乡农民进城向县政府请愿，反对征收苛捐杂税。九如乡乡长向国民党江城县政府密告罗有祯等人的革命活动，国民党江城县政府以“宣传赤化的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将罗有祯和两名进步教师逮捕入狱，关押半年后释放并将罗有祯驱逐出江城县境。

罗有祯返回宁洱后，与失去组织联系的共青团员罗承美一道深入宁洱勐先、黎明、普义、同心和江城宝藏等地，联系早期的农民互济会会员、青年读书会会员，广泛开展农运斗争;领导本义乡农民清算本义乡乡长和等雅区团总，鼓舞群众团结斗争的士气。

1933年12月，罗有祯邀约几十名骨干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勐先一带组织各地农民武装，联合举行武装起义。计划首先攻下距城区较远、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勐野井盐场，为起义队伍筹集资金，补充军械粮饷;再集中兵力攻下江城，以此为根据地向宁洱及车里、佛海、南峤(今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海县和勐海县勐遮镇，以下简称车佛南或车佛南地区)地区发展。

为了壮大农民革命队伍，罗有祯和罗承美深入同心、勐先，动员在这一带活动的李保甲、杨恒良、李嘉发等绿林武装加入革命队伍;利用互济会，宣传发动黎明、普义、熊脚、宁洱城郊等广大农民参加起义。

在罗有祯、罗承美和各地互济会领导人的发动召集下，1934年3月18日，200多人的起义队伍集中到勐先回龙寨太阳村，在大家推举下成立了以罗有祯为总指挥、彝族农民首领李保甲为副总指挥兼大队长、罗承美为指挥部成员的起义指挥部，拟定了“杀官安民，打富济贫”等起义口号，确定了起义时间，制订了行动计划，明确了联络暗语，并在勐先草皮街召开了誓师大会。各地互济会成员和农民群众纷纷前来参加队伍，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500多人。

1934年4月13日黎明，起义队伍在李保甲指挥下兵分三路向勐野井发动进攻，保井队士兵纷纷弃枪逃跑，勐野井同兴昌盐场董事娄际泰、团队长周乔洪等6人被击毙，缴获各种枪支30余支、子弹数百发、银圆6000多元。起义军开仓济贫，把缴获的粮、盐及部分铜钱分给贫苦农民。

攻下勐野井，起义军声威大震，贫苦农民踊跃参加起义队伍。起义队伍发展到千余人，活动于宁洱、江城、思茅、墨江、景谷等地。

勐先农民起义的消息震动了国民党当局。宁洱团防大队会合江城警备队“围剿”起义军。起义军在宁洱、江城、墨江三县结合部迎击敌人，多次将其击退。国民党云南省政府督促江城、宁洱、双江、缅宁、澜沧、六顺、南峤等县政府组织武装力量“围剿”起义军。思普督办召集宁洱、思茅、江城、墨江、景谷五县县长开会，成立五县“临时剿匪指挥部”，组织近500人的军队对起义军展开了大范围、大规模的“清剿”。起义军在磨黑、勐先、普治、中寨、铁厂河、思茅那落山等地与敌人进行激烈战斗和顽强抵抗。

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罗有祯指挥队伍化整为零，避开与敌人的正面交战，分散隐蔽到山林中，与敌巧妙周旋。罗有祯、罗承美带领从本地组织起来的30多人的队伍，不时下山活动，敌人几次搜捕都找不到罗有祯等起义队伍的行踪。国民党江城县县长软硬兼施，采用武力“围剿”和从内部瓦解起义军相结合的伎俩，派人暗中收买了罗有祯的部下黄小绕。1934年6月4日，罗有祯、罗承美率队到密麻岔河一带活动，被叛徒黄小绕等人杀害。牺牲时，罗有祯年仅24岁，罗承美26岁。

由于条件不成熟，革命力量薄弱，经过4个多月英勇抵抗的勐先农民起义最终被处于强势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所镇压，起义军人员及支持起义军的农民被杀害百人以上，起义队伍中的中队长以上指挥人员，除个别幸免外，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或被俘杀害。但是，起义军主力李保甲部和其余大队的一些起义人员继续分散在宁洱、六顺、思茅、江城等边远山区坚持斗争。

勐先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是在全省革命处于低潮时爆发的一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这次起义的人数多、范围广，是云南早期地下党领导的全省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也是西南地区土地革命战争中38次武装起义之一。勐先农民起义鼓舞了被反动派打散、被迫潜伏于云南各地的共产党人的革命斗志和必胜信念，在群众中扩大了革命影响，在滇南边疆播下了武装斗争的火种，也为后来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领导革命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宁洱、墨江的革命活动和勐先农民武装起义失败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组织活动被迫停止，党团员分散转移，工会、农协会等被查禁解散，思普区革命陷入低潮。但是，思普区失去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仍然继续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发动各族人民奋起抗争。

中国共产党在思普区的早期革命活动，是在远离党中央、地处偏僻的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的，是在与省委联系十分困难、指示难以及时下达的情况下进行的。以杨正元、罗有祯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的环境下，以宁洱为中心，面向思茅、镇沅、墨江等地发展党团员，建立党组织，组织农民互济会，进行了思普地方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艰辛探索。他们不畏白色恐怖，用鲜血和生命进行的勇敢实践，在思普区乃至云南省的革命历史上谱写了壮丽篇章。(未完待续)

(普洱市委党史研究室杨永春收集整理)